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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王小说网提供我的人生感悟最快更新完整版阅读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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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武王小说网 > 综合其它 > 我的人生感悟 作者:季羡林 | 书号:318 时间:2016/9/13 字数:20028 |
| 上一章 子镜面一是心的我 下一章 ( → ) | |
我生也晚，没有能看到２０世纪的开始。但是，时至今⽇，再有７年，２１世纪就来临了。从我目前的⾝体和精神两个方面来看，我能看到两个世纪的 接，是丝毫也没有问题的。在这个意义上来讲，我也可以说是与２０世纪共始终了，因此我有资格写“我与国中２０世纪”对时势的推移来说，每一个人的心都是一面镜子。我的心当然也不会例外。我自认为是一个颇为敏  的人，我这一面心镜，虽不敢说是纤毫必显，然确实并不迟钝。我相信，我的镜子照出了２０世纪长达９０年的实真情况，是完全可以依赖的。我生在１９１１年辛亥⾰命那一年。我下生两个月零４天以后，那一位“末代皇帝”就从宝座上被请了下来。因此，我常常戏称自己是“清朝遗少”到了我能记事儿的时候，还有时候听乡民肃然起敬地谈到京北的“朝廷”（农民口中的皇帝），仿佛他们仍然⾼踞宝座之上。我不理解什么是“朝廷”他似乎是人，又似乎是神，反正是极有权威、极有力量的一种动物。 这就是我的心镜中照出的清代残影。 我的家乡山东清平县（现归临清市）是山东有名的贫困地区。我们家是一个破落的农户。祖⽗⺟早亡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。祖⽗之  我是一点也没有尝到过的。他们留下了三个儿子，我⽗亲行大（在大排行中行七）。两个叔⽗，最小的一个无⽗无⺟，送了人，改姓刁。剩下的两个，上无怙恃，孤苦伶仃，寄人篱下，其困难情景是难以言说的。恐怕哪一天也没有吃 过。饿得没有办法的时候，兄弟俩就到村南枣树林子里去，捡掉在地上的烂枣，聊以果腹。这一段历史我并不清楚，因为兄弟俩谁也没有对我讲过。大概是因为太可怕，太悲惨，他们不愿意再揭过去的伤疤，也不愿意让后一代留下让人惊心动魄的回忆。但是，乡下无论如何是待不下去了，待下去只能成为饿殍。不知道怎么一来，兄弟俩商量好，到外面大城市里去闯  一下，找一条活路。最近的大城市只有山东首府济南。兄弟俩到了那里，两个⽑头小伙子，两个乡巴佬，到了人烟稠密的大城市里，举目无亲。他们碰到多少困难，遇到多少波折。这一段历史我也并不清楚，大概是出于同一个原因，他们谁也没有对我讲过。后来，叔⽗在济南立定了脚跟，至多也只能像是石头  里的一棵小草，艰难困苦地挣扎着。于是兄弟俩商量，弟弟留在济南挣钱，哥哥回家务农，希望有朝一⽇，混出点名堂来，即使不能⾐锦还乡，也得让人另眼相看，为⽗⺟和自己争一口气。但是，务农要有田地，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常识。可我们家所缺的正是田地这玩意儿。大概我祖⽗留下了几亩地，⽗亲就靠这个来维持生活。至于他怎样侍弄这点地，又怎样成的家，这一段历史对我来说又是一个谜。 我就是在这时候来到人间的。 天无绝人之路。正在此时或稍微前一点，叔⽗在济南失了业，流落在关东。用⾝上仅存的一元钱买了湖北⽔灾奖券，结果中了头奖，据说得到了几千两银子。我们家夜一之间成了暴发户。⽗亲买了６０亩带⽔井的地。为了耀武扬威起见，要盖大房子。一时没有砖，他便昭告全村：谁愿意拆掉自己的房子，把砖卖给他，他肯出几十倍⾼的价钱。俗话说：“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。”别人的房子拆掉，我们的房子盖成。东、西、北房各五大间。大门朝南，极有气派。兄弟俩这一口气总算争到了。 然而好景不长，我⽗亲是乡村中朱家郭解一流的人物，仗“义”施财，忘乎所以。有时候到外村去赶集，他一时兴起，全席棚里喝酒吃饭的人，他都请了客。据说，没过多久，６０亩上好的良田被卖掉，新盖的房子也把东房和北房拆掉，卖了砖瓦。这些砖瓦买进时似⻩金，卖出时似粪土。 一场舂梦终成空。我们家又成了破落户。 在我能记事儿的时候，我们家已经穷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。一年大概只能吃一两次“⽩的”（指⽩面），吃得最多的是红⾼粱饼子，  子面饼子也成为珍品。我在舂天和夏天，割了青草，或劈了⾼粱叶，背到二大爷家里，喂他的老⻩牛。赖在那里不走，等着吃上一顿子面饼子，打一打牙祭。夏天和秋天，对门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总带我到外村的田地里去拾麦子和⾖子，把拾到的可怜兮兮的一把麦子或⾖子给⺟亲。不知道积攒多少次，才能勉強打出点麦粒，磨成面，吃上一顿“⽩的”我当然觉得如吃龙肝凤髓。但是，我从来不记得⺟亲吃过一口。她只是坐在那里，瞅着我吃，眼里好像有点  。我当时哪里能理解⺟亲的心情呀！但是，我也隐隐约约地立下一个决心：有朝一⽇，将来长大了，也让⺟亲吃点“⽩的”可是“树 静而风不止，子养而亲不待”还没有等到我有能力让⺟亲吃“⽩的”⺟亲竟舍我而去，留下了我一个终生难补的心灵伤痕，抱恨终天！我们家，我⽗亲一辈，大排行兄弟１１个。有６个因为家贫，下了关东。从此音讯杳然。留下的只有５个，一个送了人，我上面已经说过。这５个人中，只有大大爷有一个儿子，不幸早亡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。我生下以后，就成了唯一的一个男孩子。在封建社会里，这意味着什么，大家自然能理解。在济南的叔⽗只有一个女儿。于是兄弟俩一商量，要把我送到济南。当时⺟亲什么心情，我太年幼，完全不能理解。很多年以后，我才听人告诉我说，⺟亲曾说过：“要知道一去不回头的话，我拼了命也不放那孩子走！”这一句不是我亲耳听到的话，却终生回 在我耳边。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舂晖？”我终于离开了家，当年我６岁。 一个人的一生难免稀奇古怪的。个人走的路有时候并不由自己来决定。假如我当年留在家里，走的路是一条贫农的路。生活可能很苦，但风险绝不会大。我今天的路怎样呢？我广开了眼界，认识了世界，认识了人生，获得了虚名。我曾走过  关大道，也曾走过独木小桥；坎坎坷坷，又颇顺顺当当，一直走到了耄耋之年。如果当年让我自己选择道路的话，我究竟要选哪一条呢？概难言矣！离开故乡时，我的心镜中留下的是一幅一个贫困至极的、一时走了运、立刻又垮下来的农村家庭的残影。 到了济南以后，我眼前换了一个世界。不用说别的，单说见到济南的山，就让我又惊又喜。我原来以为山只不过是一个个大巨无比的石头柱子。 叔⽗当然非常关心我的教育，我是季家唯一的传宗接代的人。我上过大概一年的私塾，就进了新式的小学校，济南一师附小。一切都比较顺利。五四运动波及了山东。一师校长是新派人物，首先采用了⽩话文教科书。国文教科书中有一篇寓言，名叫《阿拉伯的骆驼》，故事讲的是得寸进尺，是际国上流行的。无巧不成书，这一篇课文偏偏让叔⽗看到了，他  然变⾊，大声喊道：“骆驼怎么能说话呀！这简直是胡闹！赶快转学！”于是我就转到了新育小学。当时转学好像是非常容易，似乎没有走什么后门就转了过来。只举行一次口试，教员写了一个“骡”字，我认识，我的比我大一岁的亲戚不认识。我直接 ⼊⾼一，而他则派进初三。一字之差，我硬是沾了一年的光。这就叫做人生！最初课本还是文言，后来则也随时代流改了⽩话，不但骆驼能说话，连乌⻳蛤蟆都说起话来，叔⽗却置之不管了。叔⽗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人。他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。在颠沛流离中，完全靠自学，获得了知识和本领。他能作诗，能填词，能写字，能刻图章。国中古书也读了不少。按照他的出⾝，他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对宋明理学发生趣兴；然而他竟然发生了趣兴，而且还极为浓烈，非同一般。这件事我至今大惑不解。我每看到他正襟危坐，威仪俨然，在读《皇清经解》一类十分枯燥的书时，我都觉得滑稽可笑。 这当然影响了对我的教育。我这一  季家的独苗他大概想要我诗书传家。《红楼梦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⽔浒传》等等，他都认为是“闲书”绝对 止看。大概出于一种逆反心理，我看的偏是这些书。国中旧小说，包括《金瓶梅》、《西厢记》等等几十种，我都偷着看了个遍。放学后不回家，躲在砖瓦堆里看，在被窝里用手电照着看。这样大概过了有几年的时间。叔⽗的教育则是另外一回事。在正谊时，他出钱让我在下课后跟一个国文老师念古文，连《左传》等都念。回家后，吃过晚饭，立刻又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，一直到深夜。这样天天连轴转，也有几年的时间。 叔⽗相信“中学为体”这是可以肯定的。但是是否也相信“西学为用”呢？这一点我说不清楚。反正当时社会上都认为，学点洋玩意儿是能够升官发财的。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“崇洋”“媚外”则不见得。叔⽗心目中“夷夏之辨”是很显然的。 大概是１９２６年，我在正谊中学毕了业，考⼊设在北园⽩鹤庄的山东大学附设⾼中文科去念书。这里的教员可谓极一时之选。国文教员王⽟先生，英文教员尤桐先生、刘先生和杨先生，数学教员王先生，史地教员祁蕴璞先生，伦理学教员鞠思敏先生（正谊中学校长），伦理学教员完颜祥卿先生（中一校长），还有教经书的“大清国”先生（因为诨名太响亮，真名忘记了），另一位是前清翰林。两位先生教《书经》、《易经》、《诗经》，上课从不带课本，五经四书连注都能背诵如流。这些教员全是佼佼者。再加上学校环境有如仙境，荷塘四布，垂柳蔽天，是念书再好不过的地方。 我有意识地认真用功，是从这里开始的。我是一个很容易受环境支配的人。在小学和初中时，成绩不能算坏，总在班上前几名，但从来没有考过甲等第一。我毫不在意，照样钓鱼、摸虾。到了⾼中，国文作文无意中受到了王⽟先生的表扬，英文是全班第一。其他课程考个⾼分并不难，只需稍稍一背，就能应付裕如。结果我生平第一次考了一个甲等第一，平均分数超过九十五分，是全校唯一的一个生学。当时山大校长兼山东教育厅厅长前清状元王寿彭，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我。这样被别人一指，我的虚荣心就被抬起来了。从此认真注意试考名次，再不掉以轻心。结果两年之內，四次期考，考我了四个甲等第一，威名大振。 在这一段时间內，外界并不安宁。军阀混  ， ⽝不宁。直奉战争、直皖战争，时局瞬息万变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有一年山大祭孔，我们⾼中生学受命参加。我第一次见到当时的奉系山东土匪督军——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、多少钱和多少姨太太的张宗昌，他穿着长袍、马褂，匍匐在地，行叩头大礼。此情此景，至今犹在眼前。到了１９２８年，蒋介石假“⾰命”之名，打着孙中山先生的招牌，算是一股新力量，从广东北伐，有共产  的协助，以雷霆万钧之力，一路扫，宛如劲风卷残云，大军占领了济南。此时，⽇本军国主义分子想趁火打劫，出兵济南，酿成了有名的“五卅惨案”⾼中关了门。在这一段时间內，我的心镜中照出来的影子是封建又兼维新的教育再加上军阀混战。 ⽇寇占领了济南，国民 军队撤走。学校都不能开学。我过了一年临时亡国奴生活。此时⽇军当然是全济南至⾼无上的唯一的统治者。同一切非正义的统治者一样，他们⾊厉內荏，十分害怕国中老百姓，简直害怕到风声鹤唳、草木皆兵的程度。天天如临大敌，常常搞一些突然袭击，到居民家里去搜查。我们一听到⽇军到附近某地来搜查了，家里就像开了锅。有人主张关上大门，有人坚决反对。前者说：不关门，⽇本兵会说：“你怎么这样大胆呀！竟敢双门大开！”于是捅上一刀。后者则说：关门，⽇本兵会说：“你们一定有见不得人的勾当；不然的话，皇军驾到，你们应该开门恭  嘛！”于是捅上一刀。结果是，一会儿开门，一会儿又关上，如坐针毡，又如热锅上的蚂蚁。此情此景，非亲⾝经历者，是绝不能理解的。我还有一段个人经历。我无学可上，又深知⽇本人最恨国中 生学，在山东烧焚⽇货的“罪魁祸首”就是生学。我于是剃光了脑袋，伪装是商店的小徒弟。有一天，走在东门大街上， 面来了一群⽇军，检查过往行人。我知道，此时万不能逃跑，一定要镇定，否则刀 无情。我貌似坦然地走上前去。一个⽇兵搜我的全⾝，发现我 里扎的是一条⽪带。他如获至宝，发出狞笑，说道：“你的，狡猾的大大地。你不是学徒，你是生学。学徒的，是不扎⽪带的！”我当头挨了一，幸亏还没有昏过去，我向他解释：现在小徒弟们也发了财，有的能扎⽪带了。他坚决不信。正在争论的时候，另外一个⽇军走了过来，大概是比那一个⾼一级的，听了那个⽇军的话，似乎有点不耐烦，一摆手：“让他走吧！”我于是死里逃生，从 界上又转了回来。我⾝上出了多少汗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在这一年內，我心镜上照出的是临时或候补亡国奴的影像。 １９２９年，⽇军撤走，国民 重进。我在求学的道路上，从此开辟了一个新天地。此时，北园⾼中关了门，新成立了一所山东省立济南⾼中，是全省唯一的一所⾼级中学。我没有试考，就⼊了学。 校內换了一批国民 的员官“”气颇浓，令人生厌。但是总的精神面貌却是焕然一新。最明显不过的是国文课。“大清国”没有了，经书不念了，文言作文改成了⽩话。国文教员大多是当时颇为著名的新文学家。我的第一个国文教员是胡也频烈士。他很少讲正课，每一堂都是宣传“现代文艺”亦名“普罗文学”也就是产无阶级文学。一些青年，其中也有我，大为奋兴，公然在宿舍门外摆上桌子，号召大家参加“现代文艺研究会”还准备出刊物，我为此写了一篇文章，叫做《现代文艺的使命》，里面生 活剥抄了一些从⽇文译过来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句。译文像天书，估计我也看不懂，但是充満了⾰命义愤和口号的文章，却堂而皇之地写成了。文章还没有来得及刊出，国民通缉胡先生，他慌忙逃往海上，一二年后就被国民杀害。我的⾰命梦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，从此再也没有“⾰命”一直到了解放。接胡先生的是董秋芳（冬芬）先生。他算是鲁迅的小友，京北大学毕业，翻译了一本《争自由的波浪》，有鲁迅写的序。不知道怎样一来，我写的作文得到了他的垂青，他发现了我的写作“天才”认为是全班、全校之冠。我有点飘飘然，是很自然的。到现在，在６０年漫长的过程中，不管我搞什么样的研究工作，写散文的笔从来没有放下过。写得好坏，姑且不论。对我自己来说，文章能抒发我的 情，表露我的喜悦，缓解我的愤怒， 励我的志向。这样的好处已经不算少了。我永远怀念我这位尊敬的老师！在这一年里，我的心镜照出来的仿佛是我的生新。 １９３０年夏天，我们⾼中一级的生学毕了业。几十个举子联合“进京赶考”当时京北的大学五花八门，国立、私立、教会立，纷然杂陈。⽔平极端参差不齐，  引力也就大不相同。其中最受尊重的，同今天完全一样，是北大与清华，两个“国立”大学。因此，国全所有的赶考的举子没有不报考这两所大学的。这两所大学就仿佛变成了龙门，门槛⾼得可怕。往往几十人中录取一个。被录取的金榜题名，鲤鱼变成了龙。我来投考的那一天，有一个山东老乡已经报考了五次，次次名落孙山。这一年又同我们报考，也就是第六次，结果仍然榜上无名。他神经失常，一个人恍恍惚惚在西山一带漫游了７天，才清醒过来。他从此断了大学梦，回到了山东老家，后不知所终。我当然也报了北大与清华。同别的⾼中同学不同的是，我只报这两个学校，仿佛极有信心——其实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这样多，几乎是本能地这样⼲了——别的同学则报很多大学，二流的、三流的、不⼊流的，有的人竟报到七八所之多。我一辈子试考的次数成百成千，从小学一直考到获得最⾼学位；但我试考的运气好，从来没有失败过。这一次又撞上了喜神，北大和清华我都被录取，一时成了人们羡慕的对象。 但是，北大和清华，对我来说，却成了鱼与熊掌。何去何从？一时成了挠头的问题。我左考虑，右考虑，总难以下这一步棋。当时“留学热”不亚于今天，我未能免俗。如果从留学这个角度来考虑，清华似乎有一⽇之长。至少当时人们都是这样看的。“吾从众”终于决定了清华，⼊的是西洋文学系（后改名外国语文系）。 在旧国中，清华西洋文学系名震神州。主要原因是教授几乎全是外国人，讲课当然用外国话，国中教授也多用外语（实际上就是英语）授课。这一点就具有极大的 引力。夷考其实，外国教授几乎全部不学无术，在他们本国恐怕连中学都教不上。因此，在本系所有的必修课中，没有哪一门课我到満意。反而是我旁听和选修的两门课，令我终生难忘，终生受益。旁听的是陈寅恪先生的“佛经翻译文学”选修的是朱光潜先生的“文艺心理学”就是美学。在本系国中教授中，叶公超先生教我们大一英文。他英文大概是好的，但有时故意不修边幅，好像要学习竹林七贤，给我没有留下好印象。吴宓先生的两门课“中西诗之比较”和“英国浪漫诗人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此外，我还旁听了或偷听了很多外系的课。比如朱自清、俞平伯、谢婉莹（冰心）、郑振铎等先生的课，我都听过，时间长短不等。在这种旁听活动中，我有成功，也有失败。最失败的一次，是同许多男同学，被冰心先生婉言赶出了课堂。最成功的是旁听西谛先生的课。西谛先生豁达大度，待人以诚，没有教授架子，没有行帮意识。我们几个年轻大生学——吴组缃、林庚、李长之，还有我自己——由听课而同他有了个人来往。他同巴金、靳以主编大型的《文学季刊》是当时轰动文坛的大事。他也竟让我们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，充当《季刊》的编委或特约撰稿人，名字赫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，对我们来说这实在是无上的光荣。结果我们同西谛先生成了忘年 ，终生维持着友谊，一直到１９５８年他在机飞失事中遇难。到了今天，我们一想到郑先生还不悲从中来。此时政局是非常紧张的。蒋介石在拼命“安內”⽇军已薄古北口，在东北兴风作浪，更不在话下。“九一八”后，我也曾参加清华生学卧轨绝食，到南京去请愿，要求蒋介石出兵抗⽇。我们満腔热⾎，结果被満口谎言的蒋介石捉弄，铩羽而归。 美丽安静的清华园也并不安静。国共两方的生学斗争 烈。此时，胡乔木（原名胡鼎新）同志正在历史系学习，与我同班。他在进行⾰命活动，其实也并不怎么隐蔽。每天早晨，我们洗脸盆里塞上的传单，就出自他之手。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，尽人皆知。他曾有一次在深夜坐在我的 上，劝说我参加他们的组织。我胆小怕事，没敢答应。只答应到他主办的工人弟子夜校去上课，算是聊助一臂之力，稍报知遇之恩。生学 国中共两派的斗争是 烈的，详情我不得而知。我算是中间偏左的逍遥派，不介⼊，也没有趣兴介⼊这种斗争。不过据我的观察，两派生学也有联合行动，比如到沙河、清河一带农村中去向农民宣传抗⽇。我参加过几次，记忆中好像也有倾向国民的生学参加。原因大概是，尽管蒋介石不抗⽇，青年生学还是国的多。在国中知识分子中，国主义的传统是源远流长的，深蒂固的。这几年，我们家庭的经济情况颇为不妙。每年寒暑假回家，返校时筹集学费和膳费，就煞费苦心。清华是国立大学，花费不多。每学期收学费４０元；但这只是一种形式，毕业时学校把收的学费如数还给生学，供毕业旅行之用。不收宿费，膳费每月６块大洋，顿顿有⾁。即使是这样，我也开支不起。我的家乡清平县，国立大生学恐怕只有我一个，视若“县宝”每年津贴我５０元。另外，我还能写点文章，得点稿费，家里的负担就能够大大地减轻。我就这样在颇为拮据的情况中度过了４年，毕了业，戴上租来的学士帽照过一张相，结束了我的大生学活。 当时流行着一个词儿，叫“饭碗问题”还流行着一句话，是“毕业即业失’。除了极少数⾼官显宦、富商大贾的子女以外，谁都会碰到这个  命关的问题。我从三年级开始就为此伤脑筋。我面临着承担家庭主要经济负担的重任。但是，我吹拍乏术，奔走无门。夜深人静之时，自己脑袋里好像是开了锅，然而结果却是一筹莫展。眼看快要到１９３４年的夏天，我就要离开学校了。真好像是大旱之年遇到甘霖，我的⺟校济南省立⾼中校长宋还吾先生，托人邀我到⺟校去担任国文教员。月薪大洋１６０元，是大学助教的一倍。大概因为我发表过一些文章，我就被认为是文学家，而文学家都一定能教国文，这就是当时的逻辑。这一举真让我受宠若惊，但是我心里却打开了鼓：我是学西洋文学的，⾼国中文教员我当得了吗？何况我的前任是被生学“架”（当时生学术语，意思是“赶”）走的，⾜见生学不易对付。我去无疑是自找⿇烦，自讨苦吃，无异于跳火坑。我左考虑，右考虑，终于举棋不定，不敢答复。然而，时间是不饶人的。暑假就在眼前，离校已成定局，最后我咬了咬牙，横下了一条心：“你有勇气请，我就有勇气承担！” 于是在１９３４年秋天，我就成了⾼中的国文教员。校长待我是好的，同生学的关系也颇融洽。但是同行的国文教员对我却有挤对之意。全校３个年级，１２个班，４个国文教员，每人教３个班。这就来了问题：其他３位教员都比我年纪大得多，其中一个还是我的老师一辈，都是科班出⾝，教国文成了老油子， 本用不着备课。他们却每人教一个年级的３个班，备课只有一个头。我教３个年级剩下的那个班，备课有３个头，其困难与心里的别扭是显而易见的。所以在这一年里，收⼊虽然很好（１６０元的购买力约与今天的３２００元相当），心情却是郁闷。眼前的留学杳无踪影，手中的饭碗飘忽飞。此种心情，实不⾜为外人道也。但是，幸运之神（如果有的话）对我是垂青的。正在走投无路之际，⺟校清华大学同德国学术 换处签订了互派留生学的合同，我喜极狂，立即写信报了名，结果被录取。这比考上大学金榜题名的心情，又自不同，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。积年愁云，一扫而空，一生幸福，一锤定音。仿佛金饭碗已经捏在手中。自己⾝上一镀金，则左右逢源，所向无前。我现在看一切东西，都发出玫瑰⾊的光泽了。然而，人是不能脫离现实的。我当时的现实是：亲老，家贫，子幼。我又走到了我一生最大的一个歧路口上。何去何从？难以决定。这个歧路口，对我来说，意义真正是无比地大。不向前走，则命定一辈子当中学教员，饭碗还不一定经常能拿在手中，向前走，则会是另一番境界。“马前桃花马后雪，教人怎敢再回头？” 经过了痛苦的思想矛盾，经过了细致的家庭协商，决定了向前迈步。好在原定期限只有两年，咬一咬牙就过来了。 我于是在１９３５年夏天离家，到北平和天津理办好出国手续，乘西伯利亚火车，经苏联，到了柏林。我自己的心情是：万里投荒第二人。 在这一段从大学到教书一直到出国的时期中，我的心镜中照见的是：蒋介石猖狂反共，⽇本军野蛮⼊侵，时局动 不安，生学两极分化，这样一幅十分复杂矛盾的图像。马前的桃花，远看异常鲜  ，近看则不见得。我在柏林待了几个月，国中留生学人数颇多，认真读书者当然有之，终⽇鬼混者也不乏其人。国民 的大官，自蒋介石起，很多都有子女在德国“流学”这些⾼级“衙內”看不起我，我更藐视这一群行尸走⾁的家伙，羞与他们为伍。“此地信莫非吾土”到了深秋，我就离开柏林，到了小城又是科学名城的哥廷。从此以后，在这里一住就是７年，没有离开过。德国给我一月１２０马克，房租约占百分之四十多，吃饭也差不多。手中几乎没有余钱。同官费生学一个月８００马克相比，真如小巫见大巫。我在德国住了那么久的时间，从来没有寒暑假休息，从来没有旅游，一则因为“阮囊涩羞”二则珍惜寸 ，想多念一点书。我不远万里而来，是想学习的。但是，学习什么呢？最初并没有一个十分清楚的打算。第一学期，我选了希腊文，样子是想念欧洲古典语言文学。但是，在这方面，我无法同德国生学竞争，他们在中学里已经学了８年拉丁文，６年希腊文。我心里彷徨起来。 到了１９３６年舂季始业的那一学期，我在课程表上看到了瓦尔德施米特开的梵文初学课，我狂喜不止。在清华时，受了陈寅恪先生讲课的影响，就有志于梵学。但在当时，国中没有人开梵文课，现在竟于无意中得之，焉能不狂喜呢？于是我立即选了梵文课。在德国，要想考取哲学博士学位，必须修三个系，一主二副。我的主系是梵文、巴利文，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。我从此走上了正规学习的道路。 １９３７年，我的奖学金期満。正在此时，⽇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，虎视眈眈，意在 并全国中和亚洲。我是望乡兴叹，有家难归。但是天无绝人之路，汉文系主任夏伦邀我担任汉语讲师，我实在像久旱逢甘霖，当然立即同意，走马上任。这个讲师工作不多，我照样当我的生学，我的读书基地仍然在梵文研究所，偶尔到汉学研究所来一下。这情况一直继续到１９４５年秋天我离开德国。１９３９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幕。我原以为像这样杀人盈野、积⾎成河的人类极端残酷的大搏斗，理应震撼三界，摇动五洲，使禽兽颤抖，使人类失⾊。然而，我有幸⾝临其境，只不过听到几次法西斯头子狂嚎——这在当时的德国是司空见惯的事——好像是舂梦初觉，无声无息地就走进了战争。战争初期阶段，德军的胜利使德国人如疯如狂，对我则是一个打击。他们每胜利一次，我就在夜里服安眠药一次。积之既久，失眠成病，成了磨折我几十年的终生痼疾。 最初生活并没有怎样受到影响。慢慢地⾁和⻩油限量供应了，慢慢地面包限量供应了，慢慢地其他生活用品也限量供应了。在不知不觉中，生活的螺丝越拧越紧。等到人们明确地 觉到时，这螺丝已经拧得很紧很紧了，但是除了极个别的反法西斯的人以外，我没有听到老百姓说过一句怨言。德国法西斯头子统治有术，而德国民人也是一个十分奇特的民族，对我来说，简直像个谜。后来战火蔓延，德国四面被封锁，供应⽇趋紧张。我天天挨饿，夜夜做梦，梦到国中的花生米。我幼无大志，连吃东西也不例外。有雄心壮志的人，梦到的一定是燕涎、鱼翅，哪能像我这样没出息的人只梦到花生米呢？饿得厉害的时候，我简直觉得自己是处在饿鬼地狱中，恨不能把地球都整个 下去。我仍然继续念书和教书。除了挨饿外，天上的轰炸最初还非常稀少。我终于写完了博士论文。此时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被征从军，他的前任已退休的老教授Ｐｒｏｆ．Ｅ．Ｓｉｅｇ（西克）替他上课。他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读通了吐火罗文，名扬全球。按岁数来讲，他等于我的祖⽗。他对我也完全是一个祖⽗的 情。他一定要把自己全部拿手的好戏都传给我：印度古代语法、吠陀，而且不容我提不同意见，一定要教我吐火罗文。我乘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休假之机，通过了口试，布劳恩口试俄文和斯拉夫文，罗德尔口试英文。试考及格后，仍在西克教授指导下学习。我们天天见面，冬天⻩昏，在积雪的长街上，我搀扶着年逾八旬的异国的老师，送他回家。我忘记了战火，忘记了饥饿，我心中只有⾝边这个老人。我当然怀念我的祖国，怀念我的家庭。此时邮政早已断绝。杜甫诗：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。”我却是“烽火连三年，家书抵亿金”事实上 本收不到任何信。这大大地加強我的失眠症，晚上服的药量，与⽇俱增，能安 我的只有我的研究工作。此时英美的轰炸已成家常便饭，我就是在饥饿与轰炸中写成了几篇论文。大学成了女生的天下，男生都抓去当了兵。过了没有多久，男生有的回来了，但不是缺一只手，就是缺一条腿。双拐击地的声音在教室大楼中往复回，形成了独特的合奏。到了此时，前线屡战屡败，法西斯头子的牛⽪虽然照样厚颜无  地吹，然而已经空洞无力，有时候牛头不对马嘴。从我们外国人眼里来看，败局已定，任何人也回天无力了。德国民人怎么样呢？经过我十年的观察与 受，我觉得，德国人不愧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人之一。文化昌明，科学技术处于世界前列，大文学家、大哲学家、大音乐家、大科学家，近代哪一个民族也比不上。而且为人正直、淳朴，各个都是老实巴的样子。在政治上，他们却是比较单纯的，真心拥护希特勒者占绝大多数。令我大惑不解的是，希特勒极端诬蔑国中人，视为文明的破坏者。按理说，我在德国应当遇到很多⿇烦。然而，实际上，我却一点⿇烦也没有遇到。听说，在国美，国中人很难打⼊国美人社会。可我在德国，自始至终就在德国人社会之中，我就住在德国人家中，我的德国老师，我的德国同学，我的德国同事，我的德国朋友，从来待我如自己人，没有丝毫歧视。这一点让我终生难忘。这样一个民族现在怎样看待垂败的战局呢？他们很少跟我谈论战争问题，对生活的极端艰苦，轰炸的极端野蛮，他们好像都无动于衷，他们有点茫然、漠然。一直到１９４５年舂，美军国队攻⼊哥廷 ，法西斯彻底完蛋了，德国人仍然无动于衷，大有逆来顺受的意味，又仿佛当头挨了一，在茫然、漠然之外，又有点昏昏然、懵懵然。惊心动魄的世界大战，持续了６年，现在终于闭幕了。我在惊魂甫定之余，顿时想到了祖国，想到了家庭，我离开祖国已经１０年了，我在內心深处 到了祖国对我这个海外游子的召唤。几经涉，国美占领军当局答应用吉普车送我们到瑞士去。我辞别德国师友时，心里十分痛苦，特别是西克教授，我看到这位耄耋老人面⾊凄楚，双手发颤，我们都知道，这是最后一面了。我连头也不敢回，眼里流満了热泪。我的女房东对我放声大哭。她儿子在外地，丈夫已死，我这一走，房子里空空洞洞，只剩下她一个人。几年来她实际上是同我相依为命，而今以后，⽇子可怎样过呀！离开她时，我也是头也没有敢回，含泪登上国美吉普。我在心里套一首旧诗想成了一首诗：留学德国已十霜， 归心⽇夜忆旧邦。 无端越境⼊瑞士， 客树回望成故乡。 这１０年在我的心镜上照出的是法西斯统治，极端残酷的世界大战，游子怀乡的残影。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，我们到了瑞士。在这里待了几个月。１９４６年舂天，离开瑞士，经法国马赛，乘为法国运兵的英国巨轮，到了越南西贡。在这里待到夏天，又乘船经港香回到海上，别离祖国将近十一年，现在终于回来了。 此时，我已经通过陈寅恪先生的介绍，胡适之先生、傅斯年先生和汤用彤先生的同意，到北大来工作。我写信给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的哥廷 旧友夏伦教授，谢绝了剑桥之聘，决定不再回欧洲。同家里也取得了联系，寄了一些钱回家。我叔⽗和婶⺟，以及我的 子彭德华，他们经过千辛万苦，努力苦撑了１１年，我们这个家才得以完整安康地留了下来。当时正值第二次⾰命战争 烈进行，通中断，我无法立即回济南老家探亲。我在海上和南京住了一个夏天。在南京曾叩见过陈寅恪先生，到央中研究院拜见过傅斯年先生。１９４６年深秋，从海上乘船到秦皇岛，转乘火车，来到了暌别１１年的北平。深秋寂冷，落叶満街，我心起伏，酸甜苦辣，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。法鲁先生到车站去接我们，把我暂时安置在北大红楼。第二天，会见了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。汤先生告诉我，按北大以及其他大学规定，得学位回国的学人，最⾼只能给予副教授职称，在南京时傅斯年先生也告诉过我同样的话。能到北大来，我已经心満意⾜，焉敢妄求？但是过了没有多久，大概只有个把礼拜，汤先生告诉我，我已被定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，时年３５岁。当副教授时间之短，我恐怕是创了新纪录。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望。我暗下决心：努力工作，积极述作，庶不负我的老师和师辈培养我的苦心！此时的时局却是异常恶劣的。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 ，剥掉自己的一切画⽪，贪污成，贿赂公行，大搞“五子登科”接收大员満天飞“法币”天天贬值，搞了一套银元券、金圆券之类的花样，毫无用处。民人生活在⽔深火热之中，大学教授也不例外。手中领到的工资，一个小时以后，就能贬值。大家纷纷换银元，换美元，用时再换成法币。每当手中攥上几个大头时，心里便暖乎乎的，仿佛得到了全安。在生学中，新旧势力的斗争异常 烈。国民垂死挣扎，进步生学
烈猛进攻。当时流传着一个说法：在北平有两个解放区，一个是北大的主民广场，一个是清华园。我住在红楼，有几次也受到了国民北平市部纠集的天桥流氓等闯进来捣的威胁。我们在夜里用桌椅封锁了楼口，严阵以待，闹得人心惶惶，我们觉得又可恨，又可笑。但是，败腐的东西终究会灭亡的，这是一条人类和大自然中进化的规律。１９４９年舂，北平终于解放了。 在这三年中，我的心镜中照出的是黎明前的一段黑暗。 如果把我的一生分成两截的话，我习惯的说法是，前一截是旧社会，共３８年。后一截是新社会，年数现在还没法确定，我一时还不想上八宝山，我无法给我的一生画上句号。 为什么要分为两截呢？一定是认为两个社会差别极大，非在中间划上鸿沟不行。实际上，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湾台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，对共产 并不了解，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，但是对国民我们是了解的。因此，解放军进城我们是 的，我们內心是奋兴的，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。解放初期，政治清明，一团朝气，许多措施深得人心。旧社会留下的许多污泥浊⽔，涤一清。我们都觉得从此河清有⽇，幸福来到了人间。但是，我们也有一个适应过程。别的比我年老的知识分子的实真心情，我不了解。至于我自己，我当时才４０岁，算是刚刚进⼊中年，但是我心中需要克服的障碍就不老少。参加大会，喊“万岁”之类的口号，最初我张不开嘴。连脫掉大褂换上中山装这样的小事，都觉得异常别扭，他可知矣。宁有过于此者乎？我觉得无比的羞 。连我那一点所谓学问——如果真正有的话——也是极端可的。对我来说，这个适应过程并不长，也没有 到什么特殊的困难，我一下子像是变了一个人。觉得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，都是善良的。我觉得天特别蓝，草特别绿，花特别红，山特别青。全国中仿佛开遍了美丽的玫瑰花，华中民族前途光芒万丈，我自己仿佛又年轻了１０岁，简直变成了一个大孩子。开会时，行游时，喊口号，呼“万岁”我的声音不低于任何人，我的情不下于任何人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时期。但是，反观自己，觉得百无是处。我从內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“摘桃派”国中 民人站起来了，自己也跟着  直了板。任何类似贾桂的思想，都一扫而空。我享受着“解放”的幸福，然而我⼲了什么事呢？我做出了什么贡献呢？我确实没有当汉 ，也没有加⼊国民，没有屈服于德国法西斯。但是，当华中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 带上，浴⾎奋战，壮烈牺牲的时候，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，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业。天下可事我左思右想，沉痛內疚，觉得自己有罪，觉得知识分子真是不⼲净。我仿佛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徒，深信“原罪”的说法。在好多好多年，这种“原罪” 深深地印在我的灵魂中。我当时时发奇想，我希望时间之轮倒拨回去，拨回到战争年代，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立功赎罪。我一定会不惜牺牲自己的 命，为了⾰命，为了民族。我甚至有近乎狂疯的幻想：如果我们的领袖遇到生死危机，我一定会⾝而出，用自己的鲜⾎与命来保卫领袖。我处处自惭形秽。我当时最羡慕、最崇拜的是三种人：老⼲部、解放军和工人阶级。对我来说，他们的形象至⾼无上，神圣不可犯侵。在我眼中，他们都是“最可 的人”是我终生学习也无法赶上的人。就这样，我背着沉重的“原罪”的十字架，随时准备深挖自己思想，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，真正树立产无阶级思想——除了“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”之外，我到今天也说不出什么是产无阶级思想——脫胎换骨，重新做人。风风雨雨，坎坎坷坷，一会儿山重⽔复，一会儿柳暗花明，走过了漫长的３０年。 解放初期第一场大型的政治运动，是三反、五反、思想改造运动。我认真严肃地怀着満腔的虔诚参加了进去。我一辈子不贪污公家一分钱，三反、五反与我无缘。但是思想改造，我却认为，我的任务是艰巨的，是迫切的…当时，当众检查自己的思想叫做“澡洗”“澡洗”有小、中、大三盆。我是系主任，必须洗中盆，也就是在系师生大会上公开检查。因为我没有什么民愤，没有升⼊“大盆”也就是没有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检查。 在中盆里，⽔也是够热的。大家发言异常 烈，有的出于真心实意，有的也不见得。我生平破天荒第一次经过这个阵势，句句话都像利箭一样， 向我的灵魂。但是，因为我仿佛变成一个基督教徒，怀着満腔虔诚的“原罪”，好像话越是烈，我越到舒服，我舒服得浑⾝流汗，仿佛洗的是土耳其蒸气浴。大会最后让我通过以后，我动得真流下了眼泪，到⾝轻体健，资产阶级思想仿佛真被廓清。像我这样虔诚的信徒，还有不少，但是也有想蒙混过关的。有一位洗大盆的教授，小盆、中盆，不知洗过多少遍了，群众就是不让通过，终于升至大盆。他破釜沉舟，想一举过关。检讨得痛快淋漓，把自己骂得狗⾎  头，连同自己的资产阶级⽗⺟，都被波及，他说了⽗⺟不少十分难听的话。群众大受动。然而无巧不成书，主席瞥见他的检讨稿上用红笔写上了几个大字“哭”每到这地方，他就号啕大哭。主席一宣布，群众大哗。结果如何，就不用说了。跟着来的是批判电影《武训传》，批判《早舂二月》，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，胡适、俞平伯都榜上有名。后面是揭露和批判胡风“反⾰命集团”这是属于敌我矛盾的事件。胡风本人以外，被牵涉到的人数不少，艺术界和学术界都有。附带进行了一次清查历史反⾰命的运动，杀自的人时有所闻。北大一位汽车司机告诉我，到了这样的时候，晚上开车，要十分警惕，怕冷不防有人从黑暗中一下子跳出来，甘愿做轮下之鬼。 到了１９５７年，政治运动达到了第一次⾼xdx 。从规模上来看，从声势上来看，从涉及面之广来看，从持续时间之长来看，都无愧是空前的。… 当时究竟划了多少右派，确数我不知道。听说右派是有指标的，这指标下达到每一个基层单位，如果没有完成，必须补划。传说出了不少笑话。这都先不去管它。有一件事情，我脑筋里开了点窍：这一场运动，同以前的运动一样，是针对知识分子的。我怀着 深蒂固的“原罪”，衷心拥护这一场运动。到了１９５８年，轰轰烈烈的反击右派运动逐渐接近了尾声。但是，车不能停驶，马不能停蹄，立即展开了新的运动，而且这一次运动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以前的运动。这一次是精神和物质一齐抓，既要解放生产力，又要肃清资产阶级思想。后者主要是针对学校里的教授，美其名曰“拔⽩旗”“⽩”就代表落后，代表倒退，代表资产阶级思想，是与代表前进、代表⾰命、代表产无阶级思想的“红”相对立的。大学里和国中科学院里一些“资产阶级教授”狠狠地被拔了一下⽩旗。 前者则表现在大炼钢铁上。至于民人公社，则好像是兼而有之。“共产主义是天堂，民人公社是桥梁”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，大炼钢铁实际上是一场大巨的灾难。国全 民人响应号召，到处搜捡废铁，加以冶炼，这件事本来未可厚非。但是，废铁捡完了，为了完成指标，就把完整的铁器，包括煮饭的锅在內，砸成“废铁”回炉冶炼。国全各地，炼钢的小炉，灿若群星，⽇夜不熄，蔚为宇宙伟观。然而炼出来的却是一炉炉的废渣。 人人都想早上天堂，于是民人公社，夜一之间，遍布国全，适逢粮食丰收，大家敞开肚⽪吃饭。个人的灶都撤掉了，都集中在共公食堂中吃饭。有的粮食烂在地里，无人收割。把群众运动的威力夸大到无边无际，把人定胜天的威力也夸大到无边无际。⿇雀被定为四害之一，国全 民人起来打之。把粮食的亩产量也无限夸大，从几百斤、几千斤，到几万斤。各地竞相弄虚作假，大放“卫星”有人说，如果亩产几万斤，则一亩地里光麦粒或⾕粒就得铺得老厚，那是完全不可信的。 那时我已经有四十七八岁，不是小孩子了；我是受过⾼等教育、留过洋的大学教授，然而我对这一切都深信不疑。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”我是坚信的。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“思想没有解放”的“胆小鬼”觉得唯我独马，唯我独⾰。 跟着来的是三年灾害。真是“自然灾害”吗？今天看来，未必是的。反正是大家都挨了饿。我在德国挨过５年的饿“曾经沧海难为⽔”我现在一点没有 到难受，半句怪话也没有说过。从国全形势来看，当时的政策已经“左”到不能再“左”的程度，当务之急当然是反左。据说央中也是这样打算的。但是，在庐山会议上，忽然杀出来了一个彭德怀。他上了“万言书”说了几句真话，这就惹了大祸。于是一场反左变为反右。一直到今天，开国元勋中，我最崇拜最尊敬的无过于彭大将军。他是一个难得的硬汉子，豁出命去，也不阿谀奉承，代表了华中民族的浩然正气。 上面既然号召反右，那么就反吧。知识分子们，经过十几年连续不断的运动，都已锻炼成了“运动健将”都已成了运动的內行里手。这一次我整你，下一次你整我，大家都已习惯这一套了。于是 哄哄，时松时紧，时強时弱，一直反到社教运动。据我看，社教运动实际上是“产无阶级文化大⾰命”的前奏曲。我现在就把这两场运动摆在一起来讲。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北大是试点，先走了一步，运动开始后不久学校里就泾渭分明地分了派：被整的与整人的。我也懵懵懂懂地参加了整人的行列。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明⽩，也想不通，解放后第一次萌动了一点“反动思想”：学校的导领都是上面派来的老 员、老⼲部，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起不了多大作用，为什么上头的意思说我们“统治”了学校呢？我百思不得其解。后来京北市委进行了⼲预，召开了际国饭店会议，为被批的校导领平反，这里就伏下了“文化大⾰命”的起因。 １９６５年秋天，我参加完了际国饭店会议，被派到京郊南口村去搞农村社教运动。在这里我们真成了导领了， 政财文大权统统掌握在我们手里。但是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：不许自己开火做饭，在全村轮流吃派饭，鱼⾁蛋不许吃。自己的⾝份和工资不许暴露，当时农民每⽇工分不过三四角钱，我的工资是四五百，这样放了出去，怕农民吃惊。时隔３０年，到了今天，再到农村去，我们工资的数目是不肯说，怕说出去让农民笑话。抚今追昔，真不慨系之矣！这一年的冬天，姚文痞的文章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发表，敲响了“文化大⾰命”的钟声。所谓“三家村”的三位主人，我全认识，我在南口村无意中说了出来。这立即被我的一位“⾼⾜”牢记在心。后来在“文⾰”中，这位⾼⾜原形毕露。为了出人头地，颇多惊人之举，比如说贴口号式的大字报，也要署上自己的名字，引起了轰动。他对我也落井下石，把我“打”成了“三家村”的小伙计。 我于１９６６年６月４⽇奉召回校，参加“文化大⾰命”最初的一个阶段，是批所谓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”这次运动又是针对知识分子的，是再明显不过的了，我自然在被批之列。我虽不敢以“学术权威”自命，但是，说自己是资产阶级，我则心悦诚服，毫无怨言。尽管运动来势迅猛，我没有费多大力量就通过了。 后来，北大成立了“⾰命委员会”头子就是那位所谓写第二张“马列主义大字报”的“老佛爷”此人是有后台的，广通声气，据说还能通天，与江青关系密切。她不学无术，每次讲话，必出错误；但是却骄横跋扈，炙手可热。此时她成了国全名人，每天到北大来“取经”朝拜的上万人，上十万人。弄得好端端一个燕园 七八糟，乌烟瘴气。随着运动的发展，北大逐渐分了派。“老佛爷”这一派叫“新北大公社”是抓掌大权的“当权派”它的对立面叫“井冈山”是被  迫的。两派在行动上很难说有多少区别，都搞打、砸、抢，都不懂什么叫法律。上面号召：“⾰命无罪，造反有理。”这就是至⾼无上的法律。我越过第一阵強烈的风暴，问题算是定了。我逍遥了一阵子，⽇子过得満惬意。如果我这样逍遥下去的话，太大的风险不会再有了。我现在无异是过了昭关的伍子胥。我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，这是常态；但是有时候我胆子又特别大。在我一生中，这样的情况也出现过几次，这是态变。及今思之，我这个人如果有什么价值的话，价值就表现在态变上。这种态变在“文化大⾰命”又出现过一次。 在“老佛爷”仗着后台硬为所 为无法无天的时候，校园里残暴野蛮的事情越来越多。抄家，批斗，打人，骂人，脖子上挂大木牌子，头上戴⾼帽子，任意污辱人，放胆造谣言，以致发展到用长矛杀人，不用说人，连兽都没有了。我认为这不符合群众路线，不符合什么人的“⾰命路线”放着安稳的⽇子不过，我又发了牛脾气，自己跳了出来，其中危险我是知道的。我在⽇记里写过：“为了保卫什么人的⾰命路线，虽粉⾝碎骨，在所不辞。”这完全是真诚的，半点虚伪也没有。同时，我还有点自信：我头上没有辫子，  股上没有尾巴。我没有参加过国民或任何反动组织，没有⼲反民人的事情。我怀着冒险、侥幸又还有点自信的心情，⾝出来反对那一位“老佛爷”我完完全全是“自己跳出来”的。没想到，也可以说是已经想到，这一跳就跳进了“牛棚”我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，我起来在太岁头上动土“老佛爷”恨我⼊骨，必 置之死地而后快。我被抄家，被批斗，被打得头破⾎流，鼻青脸肿。我并不是那种豁达大度什么都不在乎的人。我一时被斗得晕头转向，下定决心，自己结束自己的命。决心既下，我心情反而显得异常平静，简直平静得有点可怕。我把历年积攒的安眠药片和药⽔都装到口袋里，最后看了与我共患难的婶⺟和老伴一眼，刚准备出门跳墙逃走，大门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撞门声：“新北大公社”的红卫兵来押解我到大饭厅去批斗了。这真正是千钧一发呀！这一场批斗进行得十分烈，十分野蛮，我被打得躺在地上站不起来。然而我一下得到了“顿悟”：一个人忍受挨打磨折的能力，是没有极限的。我能够忍受下去的！我不死了！我要活下去！我的确活下来了。然而，在刚离开“牛棚”的时候，我已经虽生犹死，我成了一个半⽩痴，到商店去买东西，不知道怎样说话。让我抬起头来走路，我觉得不习惯。耳边不再响起“妈的！”“混蛋！”“八王蛋！”一类的词儿，我觉得奇怪。见了人，我是口 张而嗫嚅，⾜行而趑趄。我几乎成了一具行尸走⾁，我已经“异化”为“非人”我的确活下来了，然而一个念头老在咬我的心。我一向信奉的“士可杀，不可辱”的教条，怎么到了现在竟被我完全地抛到脑后了呢？我有勇气仗义执言，打抱不平，为什么竟没有勇气用自己的 命来议抗这种暴行呢？我有时甚至觉得，隐忍苟活是可的。然而，怪还不怪在我的后悔，而在于我在很长的时间內并没有把这件事同整个的“文化大⾰命”联系在一起。一直到１９７６年“四人帮”被打倒，我一直拥护七八年一次、一次七八年的“⾰命”可见我的政治嗅觉是多么迟钝。我做了四十多年的梦，我怀拥“原罪 ”四十多年。上面提到的我那三个崇拜对象，我一直崇拜了四十多年。所有这一些对我来说是十分神圣的东西，都被“文⾰”打得粉碎，而今安在哉！我不否认，我这几个崇拜对象大部分还是好的，我不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。至于我衷心拥护了十年的“文化大⾰命”则另是一码事。这是国中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、最残暴、最愚昧、最荒谬的一场悲剧，它给伟大的华中民族脸上抹了黑。我们永远不应忘记！“四人帮”垮台“产无阶级文化大⾰命”结束以后，央中拨 反正，实行了改⾰开放的政策，受到了国全
民人的拥护。时间并不太长，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。在国全
民人眼前，国全知识分子眼前，天⽇重明，又有了希望。我在上面讲述了解放后四十多年来的遭遇和 受。在这一段时间內，我的心镜里照出来的是运动，运动，运动；照出来的是我个人和众多知识分子的遭遇；照出来的是我个人由懵懂到清醒的过程；照出来的是国全
民人从政治和经济危机的深渊岸边回头走向富庶的转机。我在２０世纪生活了八十多年了。再过７年，这一世纪这一千纪就要结束了。这是一个非常复杂、变化多端的世纪。我心里这一面镜子照见的东西当然也是富于变化的，五花八门的，但又多姿多彩的。它既照见了 关大道，也照见了独木小桥；它既照见了山重⽔复，也照见了柳暗花明。我不敢保证我这一面心镜绝对通明锃亮，但是我却相信，它是可靠的，其中反映的倒影是符合实际的。我揣着这一面镜子，一揣揣了八十多年。我现在怎样来评价镜子里照出来的２０世纪呢？我现在怎样来评价镜子里照出来的我的一生呢？呜呼，慨难言矣！慨难言矣！“却道天凉好个秋”我效法这一句词，说上一句：天凉好个冬！ 只有一点我是有信心的：２１世纪将是国中文化（东方文化的核心）复兴的世纪。现在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影响人类生存前途的弊端，比如人爆口炸，大自然被污染，生态平衡被破坏，臭氧被破坏，粮食生产有限，淡⽔资源匮乏等等，这只有国中文化能克服，这就是我的最后信念。 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７⽇ Wｗw.WUwxS.Cｃ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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