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9年，⽇军撤走，国民 重进。我在求学的道路上，从此开辟了一个新天地。
此时，北园⾼中关了门，新成立了一所山东省立济南⾼中，是全省惟一的一所⾼级中学。我没有试考，就⼊了学。
校內换了一批国民的员官“”气颇浓，令人生厌。但是总的精神面貌却是焕然一新。最明显不过的是国文课。“大清国”没有了，经书不念了，文言作文改成了⽩话。国文教员大多是当时颇为著名的新文学家。我的第一个国文教员是胡也频烈士。他很少讲正课，每一堂都是宣传“现代文艺”亦名“普罗文学”也就是产无阶级文学。一些青年，其中也有我，大为奋兴，公然在宿舍门外摆上桌子，号召大家参加“现代文艺研究会”还准备出刊物，我为此写了一篇文章，叫做《现代文艺的使命》，里面生 活剥抄了一些从⽇文译过来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句。译文像天书，估计我也看不懂，但是充満了⾰命义愤和口号的文章，却堂而皇之地写成了。文章还没有来得及刊出，国民通缉胡先生，他慌忙逃往海上，一二年后就被国民杀害。我的⾰命梦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，从此再也没有“⾰命”一直到了解放。
接胡先生的是董秋芳(冬芬)先生。他算是鲁迅的小友，京北大学毕业，翻译了一本《争自由的波浪》，有鲁迅写的序。不知道怎样一来，我写的作文得到了他的垂青，他发现了我的写作“天才”认为是全班、全校之冠。我有点飘飘然，是很自然的。到现在，在六十年漫长的过程中，不管我搞什么样的研究工作，写散文的笔从来没有放下过。写得好坏，姑且不论。对我自己来说，文章能抒发我的 情，表露我的喜悦，缓解我的忿怒， 励我的志向。这样的好处已经不算少了。我永远怀念我这位尊敬的老师！
在这一年里，我的心镜照出来的仿佛是我的生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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